80年代初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，“老五届”被当成一个特殊群体提出来，适用一种特殊政策。尔后，这个群体渐渐融入了大社会，再无人提起，连他们自己也不再讲话，以致被人讥为患了“集体失语”症。我也是“老五届”人，听到这样的讥讽，心下不服，可也无奈——不“失语”，又到何处去说？
乍看到《“老五届”三十年风云录》，不由得眼前一亮，咳，久违了，“老五届”！待我一口气读完了这三本书，却又无语凝咽。逝去并不很远的往事，被这字字句句勾了起来。一时间，今耶？昔耶？人耶？我耶？恍恍惚惚，莫知所以。
这批人多数是在建国之初进入课堂的。“文革”前的十七年教育，恰是他们学业的全过程。他们中很多人是靠助学金读书的，更多的人记住了“七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”的教诲，对党和人民充满了感激和热爱。他们勤奋好学，昂扬向上，一心想早日完成学业，报效祖国。然而，“文革”这场大灾难中断了他们学业，搅碎了他们的理想。同时，十七年教育的另一面也显现出来——“驯服工具论”使他们因对党和领袖的无比崇敬，而从崇拜到迷信，由服从到盲从；特别是极左思潮的教育，使他们早已习惯了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、“斗私批修”、“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。在令人发懵的“文革”狂潮中，他们做了不少错事、蠢事、令人痛心的事，也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。不久，这批人便从“革命的动力”变成了“革命的对象”，被送出校门接受“再教育”，饱尝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踩在脚下的屈辱（尽管当时他们至多算是个准知识分子）。但是，十七年教育的主流，铸成了他们忠诚、律己、踏实、负责的特性。他们顽强地奋斗着，努力地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尽忠于自己的社会职责。因此到共和国由乱而治之时，他们已于无声中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中坚力量。只是，这“无声”贯穿了始终，直到这几本书问世，才听到了属于这个群体的一点仍不算强的声音。
说这声音不强，是因为只有3本书67篇文章，67位作者大约只占了“老五届”总体人数的不到万分之一；加之印数也不多，这呼喊面对12亿人民、30多年岁月，显得太弱了。即与同时代、几乎同步前进的“老三届”相比，比之他们铺天盖地的回忆文章，特别是那些颇有影响的长篇巨制，这三本书实在是太势单力孤了。但是，有毕竟胜于无。何况，这67篇文章虽不是篇篇珠玑，多数还是十分耐读的。平实之中有令人沉思令人感叹的底韵，寓庄于谐的文笔能引人失笑促人泪下，作为文学作品，也应该是可以了吧？当然，如果山东文艺出版社能把为“老五届”搭的这座讲台，再搭大一些，搭得时间长一些，让更多的“老五届”人在此相会，共同向世人展示“老五届”人的风采，那就功莫大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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